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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礼:寻找19世纪的中国伽利略
作者:admin  日期:2019-10-30 00:22 来源:未知 浏览:

  到目前为止的25年中,对夷人的历史进行研究,成了中国人从事研究的学科中最危险的学科,而一位正直的地理学家却敢于重蹈伽利略的覆辙。这位作者就是徐继畬。

  1850年7月,《一部新的中文地理书》刊发于美国公理会刊物《传教先驱》,文章发自传教士弼莱门,后者1847年来到福州,不久便注意到新近出版的《瀛环志略》,它如此与众不同,令弼莱门十分吃惊。读到这篇书评的编辑同样如此,他们决定把它刊发于显著位置,并在按语中说道:“中国人在学习地理学!而且不仅是地理,还包括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在中国至少发现了一个人,一位巡抚,赋有足够的睿智和足够的独立精神。”

  此事足够大惊小怪,毕竟聚焦一本中国本土官员新著这种事,在英语世界里缺乏先例。这位巡抚名叫徐继畬,这一年他官运不佳,因为与林则徐发生冲突被贬职离开福建。他们的矛盾因“神光寺事件”而起,林主张将两个租房的英国人强硬驱出福州,徐则试图“按约理论”,采取更加温和的外交策略。

  人口不足10万人的县城,给人的突出印象是街上稀松的人流和一块挂在4层楼上的巨大招牌:五台县供销合作社,这个计划经济年代的重要机构在中国多数地方已改头换面或不复存在。

  县城东北方向约60公里,五台山拔地而起,它名扬四海,自唐代以来便是佛家香火旺地。直到今天,无数信佛和不信佛的访客仍每天源源不断地从各地慕名而来。2010年我驱车前往时,一条直接连接五台山的高速公路正在热火朝天地修建,北京等地的旅行者不久可以长驱直入景区。

  五台山下车来人往,每天飞驰而过的人们忙着求拜,很少有人会到这个也叫“五台”的县城中心。虽然守着旅游热地,五台县却长期名列山西贫困地区。这里少有漂亮的现代建筑,和几乎所有中国县城相似,更多的是一些不新不旧的五六层楼房。我住的五台宾馆,出门步行几十米就是一个店铺林立的十字路口,那里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这个路口向北50米,一个颇有来头的寺庙掩藏在一堆新旧杂陈的店铺中,临时搭靠在墙角的一个牌子写着三个大字:广济寺。

  与旁边精致而明亮的运动鞋专卖店相比,这里是一个冷清的角落,而徐继畬就“寄存”在这座庙里。

  赵广文从一间屋里出来,略感意外地接待我们。迈入大门,经过一段堆满杂物的过道才能真正进入广济寺。赵是此地文物研究所所长,也是徐继畬纪念馆馆长,参与纪念馆的创立和守护工作超过20年。始建于元代的广济寺规模宏大,因年久失修和“”破坏,现仅存一座大雄宝殿。这里没有僧人,只有几尊栩栩如生的佛家泥塑留存着香火气。一间房屋被改造为“徐继畬纪念馆”,馆前杂草丛生,一尊清代火炮被置于门口,不知寓意何在。纪念馆门前一侧摆放着据称曾为徐继畬使用的官衙器具。另一侧则放着一个关着狗的大铁笼。2010年6月10日,当我来到这里时,群狗乱吠,甚嚣尘上。

  “中国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古老的儒家社会的价值和活力到底如何?战争结束后,清朝官员中的佼佼者,福建巡抚徐继畬对外部世界进行了研究,以期反观中国所处的地位”(费正清语)。徐可能是19世纪山西最具世界知名度的人物,其影响力并非来自福建巡抚、同文馆大臣这样显赫的政治身份,而是那本1848年秋刊行的《瀛环志略》。此书对近代中国甚至东亚影响颇大,不过它的作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版本各异的《瀛环志略》被存放在这座纪念馆内,自总理衙门设置以来此书便是出使欧洲的中国官员必备参考书,他们包括1867年的斌椿、1876年的郭嵩焘以及1890年的薛福成。这些后来被誉为晚清“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瀛环志略》的开放姿态,比如不再使用“夷”来称呼欧美国家,不过直到他们真正走出国门才能感受徐继畬洞察新世界的敏锐。中国第一位正式驻外外交官郭嵩焘来到英国,立刻惊讶于前人的视野:“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乎!”

  我们离去时纪念馆再次被锁上。门口那几条狗依然叫个不停,这里或许很久没来游人了。“徐继畬出生后,五台山及其灵验的佛爷,依然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蒙古信徒上山朝拜。尽管徐继畬的祖居这样临近佛教圣地,却丝毫不能减轻这位儒士对印度宗教的强烈的厌恶情绪。”徐继畬权威研究者、美国学者龙夫威如此写道。不过徐的纪念馆被建在一个寺院内,如此紧密地与菩萨相伴,一定为他生前难料。

  五台山的地理范围太大,游客几乎很少去主景区之外的寺庙。除了寂寞的广济寺,孤立于主景区台怀镇之外的南禅寺和佛光寺,境况也好不了多少,只有不多的外来者愿意单独去那里参观,他们主要是历史和建筑爱好者。“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1937年,梁思成发现佛光寺后激动地说。唐代被视为中国建筑艺术高峰,留存至今的木结构建筑却只有4座,它们全部保存于山西,五台县这两所寺庙名列其中。缺少梁思成、林徽因传奇故事的南禅寺比佛光寺更加落寞,以至于那天我去时空无一人,需请工作人员特意把锁打开才能进入。这座小寺庙异常漂亮,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梁思成夫妇当年遗憾地与之擦肩而过,而现在的游人也一再错过它。

  因五台重新改写中国建筑史的梁思成,其父梁启超多年以前的一次重要人生发现也与五台人有关。后者在《三十自述》里称自己途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它成为舆论巨子年轻时代观察现代世界的一个崭新窗口。

  东冶是五台乃至忻州第一大镇,因古代冶炼铜铁得名。1795年,徐继畬出生于此。徐氏家族为本地大家族,朝元巷一直是徐姓家族的聚居之地。

  1851年徐继畬因“神光寺事件”降职回京,次年削职回到故乡,他的第一个计划是寻一个栖身之地,清贫的前任巡抚勉强在世代居住的东冶买下一块土地,“乃得苫盖数椽为藏身之地”。

  “徐继畬故居筹建处”的木牌挂在朝元巷入口处,几个字斑驳落色,饱经风雨的模样仿佛经历几个时代。当地朋友告诉我说,筹建处筹建超过10年还没有着落,最棘手的难题当然是资金。巷子里的住户现在仍多徐姓,这里很少有外人来往,最正常的情景是几户人家蹲坐“朝元”题字下聊天。“朝元”之名源自徐继畬一次显赫的科考成绩,不过祖上的荣光已经逝去,不再能庇荫后代的生活。

  朝元巷17号院落不大,见到徐立栋仍要跨过几个门槛。几次拐弯后,一座玲珑精致却明显失修的门楼迎面而来,苍凉而颇有气势的主屋随后出现,这就是为数不多的徐继畬慕名者的寻访地。徐的家宅原比现在大一些,几番分割、改造后只有眼前的房子才被称为“故居”。目前故居里住着3户人家,包括徐立栋和他的后辈。

  86岁的徐立栋神采奕奕,手脚利索,裤子和脚上的鞋仍带有浓浓的旧山西味道。这与其行伍出身不无关系,他曾是阎锡山警卫团一员,转为一名解放军士兵后曾作为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徐立栋知道来访者的兴趣所在,他领着我们进屋,为客人展示家谱和名人题写的字画,挂满四壁的宗教画像、领袖画像令人眼花缭乱,局促的空间只为主人留下一张大床和一台电视。电视机不大,却可以收看五花八门的节目。徐告诉我他最爱看战斗片,就是“打日本鬼子”那种。

  老房阴暗晦涩,日光似乎一下子被隔离在室外,访客如同一脚迈入另外一个时空,随处可嗅历史余味。我们的话题不久谈到朝鲜战争,老人似乎有点激动,在不大听得懂的五台话嘟囔中我听清了其中几句:“都死了”,“都死了”。

  两个小时后,我们准备告别“故居”。徐立栋送了出来,院子角落里堆砌着煤球,几个盆里长满自种的葱叶,他饶有兴趣地指着一个盖着铁条的地洞介绍说,这是藏土豆用的。老人的日子看起来不太宽裕,却自得其乐,他坚持送客人到门口,站在那里目送访客离开。对80多岁的徐立栋来说,先人徐继畬也许是唯一能给他带来热闹的人,但短暂的热闹之后他还要回到老屋去打发有点寂寞的日子。

  外来参观者不多,但断断续续有人找到这里,其中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美国人与徐继畬渊源深厚,他们很早就注意到这位官员的不同之处。《中国丛报》1843年报道了徐作为广东按察使抵达广州,这是英文文献第一次提及徐继畬。出版者裨治文注意到,这是一位对西方看法有重大转变的人物。与他接触过的外国人发现,徐显得礼貌和友好,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位官员非同寻常。

  雅裨理是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在厦门,他愉快地回答了徐继畬的各种世界地理、历史问题,帮助他用中文标注地图,并为自己遇到如此一位开明官员而倍感兴奋:“他是我迄今见过的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人。”1844年,两个月内雅裨理两次拜会徐继畬,后者则参观了欧洲人在厦门的住处。虽然徐对宗教的冷淡令美国人略有失望,但后者还是乐意成为他扩大视野的助手。裨治文知道这位官员有机会面见中国最高统治者,希望他能够“帮助皇帝开阔眼界”,这未免想得太远。不过雅氏提供的信息确实构成《瀛环志略》的主要知识来源。日后徐继畬在书中至少6次提到雅裨理,并在序言中坦承美国人的贡献。

  “中国之外有大九州,有大瀛海环之。”《瀛环志略》的书名得自战国阴阳家邹衍。所有早期人类文明的形成,无一不受先民的地理感受或“想象”影响,中国尤其如此。宫崎市定甚至认为地理观念让中国社会变得封闭和排外,因为“中国人养成了一种容易混淆理想和现实的习惯,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中国人总是会在理念上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皇帝统治四海。基于此,中国人试图对这种世界中心的形式本身加以维持”。不过,1844年的徐继畬却构造出一个大异于传统的世界图景,这一年他完成了10卷《瀛环志略》初稿,用近20万字重新“定位”地球上100多个国家、地区。作者的兴趣不仅是地理,而且包括历史沿革、经济甚至政治制度,其中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内容尤为突出。在这本著作之前,中国人关于海外世界的最新图景来自一名叫谢清高的梅州人,后者因海上落难意外成为一名四处漂泊的水手,1820年他把自己的见闻在去世前口述给一名举人朋友杨炳南,后者稍后整理出版了《海录》,这本书不足2万字却谈及世界主要国家,比如称“咩哩干国”(美国)“原为英吉利所分封,今自为一国。风俗与英吉利同,即来广东之花旗也”。不过《海录》的内容十分简单,其中描述最详细的“英吉利国”(英国),也只有大约800字。

  初稿修改4年后,《瀛环志略》首次出版。正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言,《瀛环志略》到了后来显得非常平常,但是“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聪明如梁启超,也是凭借此书第一次理解现代地理意义上的世界。此事想来对他影响不小,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特辟《地势》一章,提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他也很早注意到了一件事:徐继畬的文字被刻录于华盛顿纪念塔。

  《瀛环志略》如此推崇华盛顿和美国,确实出人意料。作者用古典笔法赞扬那个遥远国度的总统制度:“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这是一次远距离大胆判断,却不失准确。徐继畬的“华盛顿论”意义深远,中国人此后对美国人的好感几乎在此定下基调,民国的亲美派思想或许可以追溯至此,19世纪的儒家精英读罢此文也颇受触动,比如曾国藩。

  经由传教士丁韪良推荐,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评论1853年被立石刻碑送至美国。如果在1884年落成的华盛顿纪念塔努力寻找,今天人们仍可以在第10层发现这几句话:“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为此,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制作一幅华盛顿画像复制品送到中国,原作来自美国著名画家斯图尔特。

  1867年10月21日,美中双方举行向徐继畬赠送华盛顿像仪式。美国人认为,这位中国官员因褒扬美国总统而遭受政治责难。“由于他在其著作——《世界地理及其他国家名人》中,称颂了华盛顿,被前任帝王咸丰罢黜流放。”1867年11月24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离开中国回国前,一份官方公报如此写道。《纽约时报》1868年3月29日饶有兴趣地报道了这场奇特外交活动:“这种对夷人的赞词,很难使中国皇帝惬意。按照先前官方通常的矩形地图,中国即‘中央王国’占据着适于住人的世界的绝大部分。这种地图上全然没有南半球,没有西半球。其他国家仅仅在围绕中国的冰海的边缘。一张地图的引进,打乱了这种自鸣得意的学说。”

  130年后的一个上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重提旧事:“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生而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理念。”

  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命运相似,日本人对《瀛环志略》的兴趣也超过中国人。1861年出版的汉文本《横滨繁昌记》“舶来书籍”一节,已经提到《瀛环志略》,这本著作来自幕府末期学者柳河春三。《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一起,成为“兰学”之外的重要启蒙思想资源,帮助构建了日本人头脑中的近代世界图景。有意思的是,不少西方人对《瀛环志略》评价很高,却对相似的《海国图志》反应平淡。《中国丛报》对后者持负面评价,郭士立甚至称《海国图志》全书“塞满了对我们自己地图的可悲的模仿品”。对此,历史学者吴义雄的解释相当合理:除了徐继畬与西人多有交往,上述情景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更易被理解为一种好战姿态。

  徐继畬也是鸦片战争亲历者,曾亲临福建前线。不大不小的中英战争让部分体制内精英忧虑大增,深感夷人远非自己想象的落后蛮族。李鸿章所谓数千年之变局,徐继畬则称之为“此古今一大变局”。某种意义上《瀛环志略》正是这场战争刺激的产物,不过却是少数“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产生的第一批果实之一”(卫三畏语)。它用世界来看待万国之一的自我,虽然通过略去中国“使自己避免了提及导致最近发生的与英国的战争之原因的不愉快任务”,因此“不必讨论他自己国家的宗教和制度,或是为它们辩护”,但这部著作确实不同凡响,因为它“包含了比世界上任何时代的异教徒作者的作品都远为正确和广泛的关于基督教国家的历史与制度的叙述”,传教士弼莱门评价说。

  西方的到来并非只有洪水猛兽,也带给中国新的历史契机。因为外来者首要诉求并非消灭中国,而是将之纳入新的世界体系,从而获得巨大商业收益。郑观应、王韬、薛福成们看到了这一点,相信振兴国家的新可能或由此到来,转而呼吁中外商战或经济竞争。但他们是典型的少数派,认为新世界带来新机会的中国人寥寥无几,更多的人甚至连危机感也谈不上。改革创想在19世纪中期无法得到真正重视,难以进入高层视野。事实上,官方改革的滞后与追悔莫及正是晚清政治一大特征,当权者的危机感几乎每一次都需要血淋淋的事实才能浇醒。作为高级官员撰写的新式“地理书”,《瀛环志略》的运气已经不算太坏,但它被线年之后。

  (本文选摘自《求变者:回首与重访》第一章《新世界》(第1-3节),标题为编者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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